美欧疯狂砸钱,重塑全球芯片产业链几率有多大?

虽然美国和欧盟都在加大投资力度,大力推行自己的芯片计划,但仅凭资本的注入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近年来,随着全球面临多个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挑战,对各国/地区的领导人来说,有一件事已经日益明朗:半导体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部分。

为什么是芯片,为什么是现在?

现代生活的各方面都与半导体有关,从消费设备到汽车、航空、制造、科学研究,甚至还有高级军事硬件,芯片成为了构建现代数字世界的关键基石。如今,半导体是驱动产业、经济发展的“引擎”,也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屏障。这意味着,对芯片供应链的控制,具备新的战略意义。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供应链的脆弱性暴露无遗。虽然过去也曾出现过材料短缺和供需问题,但是从来没有任何一次短缺像最近一样严重,其中2021年汽车缺芯事件甚至导致全球汽车停产潮,给各国/地区的政治和经济领导人敲响了警钟。

近期的通货膨胀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很大程度由此前的芯片短缺所引起。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全球也遭遇了严重的缺芯事件,同时线上会议与线上教育需求激增,个人电脑、平板等消费电子设备畅销,而芯片短缺压制了消费电子产品的供应,促使相关产品出现涨价。其实,在许多其他需求出现长期萎缩的情况下,消费电子产品需求的增加只会加剧供应链的恶性循环。

为了应对以上的挑战,各国政府纷纷开始采取行动,有的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有的希望能成为先进制造和弹性供应链的可靠来源。可能会有人认为,美国和欧盟针对半导体行业的立法,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力度上都是空前的。在资金支持方面,美国承诺投资2,800亿美元,欧盟承诺投资430亿欧元,这是公共融资领域对本土芯片制造和研发的极大支持,远超过国防/航空航天、早期互联网形成阶段的支持力度。

大量的投资金额也反映了半导体对当前经济和供应链的重要性,但同时半导体也着眼于未来。众所周知,我们面临的全球挑战(能源、公共卫生、农业、住房和数据管理等)只会不断增加。因此,我们对科技创新解决方案的需求从未如此迫切。半导体是创新的关键基础设施,也是推动其他科技领域进步的必要条件。为了应对社会和环境相关的挑战,不仅要增加自己的芯片供应能力,还要坚持更多以研究为导向的创新,以持续改进产品的性能、降低成本。

曾经,美国在全球半导体制造领域具有领先地位,但现在这种领先优势已经逐渐消失,中国台湾的台积电(TSMC)在先进节点制造方面已领先美国同行两代。随着行业转向Chiplet架构、定制AI芯片和图形芯片,英特尔也正在努力跟上创新的步伐。

英特尔传奇首席执行官Andy Grove曾表示,物理定律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但经济规律和创新能力对市场上不同的参与者可能存在差异。这在试图领先市场提供下一代产品时尤其真确——您必须计划投入数十亿美元的制造资本投资,来推动还没有形成的市场和还没有设计的产品的生产。

过去,英特尔在其核心业务中享有垄断定价权,在市场准备好之前就能为自己的巨型工厂提供充裕的现金流。如今,这种充裕的现金流已经越来越少,但市场需要的产能远比欧美半导企业能够提供的产能更大,又由于新兴国家渴望在半导体制造业上分得一杯羹,西方主要经济体在这场竞争中逐渐处于落后的地位。

芯片“本土化”的机遇与挑战

构建一条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半导体产业链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对于美国和欧盟而言,扩大“本土”半导体生产,既有机遇又有挑战。这也是为何说“目前,政府干预的时机不仅及时也至关重要”的原因。

美国针对芯片的立法是拜登政府经济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它旨在促进美国国内制造业基础、刺激民间投资;而欧盟针对芯片的立法,则旨在推动欧盟主导的下一代芯片技术,促进欧洲半导体市场的发展。此外,加强各地区境内芯片生产也是一种投资,旨在保护主权、自治性和供应链弹性,以抵御快速变化的全球格局。不过,这种投资并不容易落地,也无法保证一定能成功。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这类错综复杂的生态系统中前行,需要各国政府部门谨慎施策,并与民营企业的专家密切合作。

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的价格上涨也是潜在障碍。高技能人才的短缺只会加剧挑战,并在短期内进一步推高劳动力的成本。各国/地区保持成本竞争力,需要把先进的制造基础设施、精益的供应链管理、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和持续的研发投入相结合,以确保具备尖端、高需求产品的量产能力。

另一个关键挑战是“芯片生态系统的整体复杂性”。半导体生产依赖于涵盖设计、材料、制造和分销的软硬件公司的复杂网络,为端到端芯片生产创建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将是一项长期、多方面的任务。

展望未来

“我们很少会想到芯片,然而它们创造了现代世界。一个国家的命运和未来趋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利用计算机技术和数字化能力的能力。”塔夫茨大学教授Chris Miller在其著作《芯片战争》中表达的观点并非言过其实。虽然美国和欧盟都有加大投资力度,大力推行自己的芯片计划,但仅凭资本的注入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笔者相信,最大限度地发挥巨额投资的潜力,将取决于是否找到适当的平衡点,包括近期和长期经济、政治议程的规划建设的平衡;“本土化”带来的机遇、减轻孤立主义政策或技术贸易战的风险之间的平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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